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难忘的“雾季戏剧”
——忆抗战期间重庆戏剧运动
刘厚生
凡是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居留过的戏剧工作者和广大观众，谁能忘记那热气腾腾的雾季演出！天上有敌机来轰炸，地上有国民党顽固派的捣乱；远处有前线的枪炮声，近处有扶摇直上飞涨的物价。形势险峻，生活艰难。然而，演戏的斗志昂扬，看戏的热情如沸。一个好戏又是一个好戏，一场斗争连着一场斗争。在那难忘的日子里，出了多少优秀的剧作家、导演、演员和舞美设计家，又积累了多么丰富而深刻的经验。
抗日战争期间大后方的戏剧运动，除重庆外，桂林、昆明、成都、西安、贵阳以至于东南闽赣一隅，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几个抗敌演剧队更是深入到许多县城、前线，戏剧种子到处生根、开花，戏剧的局面是相当广阔而活跃的。但是，重庆显然处于中心的地位：重要的剧团和知名的戏剧家大多数集中在重庆，许多优秀的剧作都在重庆首演，不少精彩的演出也在这里诞生。更重要的是，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以至于上海孤岛的戏剧战线的总领导——我们党的南方局就在重庆，我们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就在这里领导着广大戏剧工作者开创了如火如荼的戏剧运动。
重庆的戏剧（这里指的主要是话剧，也包括歌剧、儿童剧）活动，从1937年开始的三年可称之为前期。所谓“雾季戏剧”的高潮，一般认为应该从1941年秋到1942年春那一个雾季算起，其后三个雾季加上1946年可以称为后期。据不完全的统计，前期上演的剧目约有一百出上下；后期则在一百五十出以上。当然，单单数量多并不能说明问题，更重要的是质量。据我的回忆，在前后两期八年多的时间中，群众欢迎、内行欣服的上乘佳作大约有百分之二十几。比如郭沫若的《屈原》，曹禺的《北京人》，阳翰笙的《天国春秋》，陈白尘的《升官图》，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于伶的《夜上海》，宋之的的《雾重庆》，老舍、宋之的合作的《国家至上》，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等等；再加上许多优秀的外国名剧的演出……完全可以说是古今中外，四面八方，千岩竞秀，花雨缤纷，观众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而在二百多出戏中，真正在政治上有错误的，或比较幼稚的，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作品，在思想上、政治上都是进步的、战斗的。艺术上当然参差不齐，但那些精彩之作，“大声镗鞳，小声铿鍧”，个个都是响铛铛。象金山、赵丹、张瑞芳、项堃、耿震、白杨、舒绣文、魏鹤龄、石羽、蓝马、秦怡、吴茵、赵韫如、陶金、谢添、黄宗江、路曦、江村、施超、沈扬等等优秀演员的表演，至今还是令人难忘的。这一时期大量高水平的戏剧文学和舞台艺术，确实形成了三十年代上海戏剧繁荣之后的更大的一次繁荣。这一时期重庆大后方的戏剧和解放区的戏剧相配合，在中国话剧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章。它显示了党所领导的进步文艺运动的强大生命力，不仅在当时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而且也直接为解放后戏剧的繁荣发展准备了大批干部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回顾当年，有几个问题引起我的思索。
首先是党的领导问题。重庆时期，虽然是在国民党统治区，但戏剧运动的领导权从始至终一直是牢牢掌握我党手中，主流一直是健康的、进步的。其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内行的。那时戏剧运动的司令部实际上是党的南方局，主帅是周恩来同志，前线指挥则是阳翰笙、夏衍、于伶等同志。他们对各剧团和广大戏剧工作者，并不要求每一出戏都要高喊口号，公式化概念化地为抗战和反对顽固派服务，也不要求进步的戏剧工作者同国民党的剧团坚决划清界线，决不参加，就是说，不“左”。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放松戏剧同抗战的联系，只演远离现实斗争、与抗战无关的东西，更没有放弃同国民党一些不民主做法的斗争，就是说，不右。那时的剧目，从直接反映抗战的到一些表面上与抗战无关，但在精神上却是相通的戏，都是鼓舞人们斗争意志，奋发有为的。形式、体裁、风格的多样性，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异采缤纷的境界。那时戏剧界内部左中右的关系、进步戏剧界同国民党当局的关系，真正体现了有团结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以及有理有利有节的统一战线方针。例如孩子剧团演出《秃秃大王》，国民党认为影射蒋介石，准备禁演，剧团就改名《猴儿大王》，以巧妙的让步争取了上演权。但当右翼人物演出恶劣的《野玫瑰》时，我们就痛加挞伐，群起而攻之了。
正是由于党的正确而内行的领导，那时进步戏剧工作者对党真是衷心爱戴。曾家岩五十号（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是人们心向往之的灯塔。周恩来同志（他当时虽已不留胡子，大家背地里都还亲切地叫他“胡公”）和办事处中同戏剧界保持联系的张颖、陈舜瑶等同志是大家最知己的朋友。许多中间甚至原来偏右的戏剧家都日益向左转，靠拢党。戏剧工作者在党的指引下，虽然条件艰苦，仍然是紧密团结的。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就不可能出现这一时期戏剧的繁荣。
重庆时期广大戏剧工作者的刻苦学习精神，是戏剧所以繁荣的第二个有力因素。一个队伍要打胜仗，没有高度的学习进取精神是不行的。抗战开始后，中国话剧的视野较之抗战以前大为开阔，随之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新的观众如何培养？新的题材与主题如何开掘？创作和舞台艺术如何能有新的提高？等等。当时，由于没有电视，电影极少，文艺书籍印刷困难，印数寥寥。对戏剧来说，观众多，这是很有利的条件。但是也有不利的一面，战争环境的颠沛流离，物质生活的极端困苦，政治斗争的复杂尖锐，因而，戏剧工作者也很难把这些问题都顺利解决。回想起来，那时大家着力解决的，一方面是通过演剧团队和许多地方剧团以及大学生剧团，开展戏剧的普及运动；另一方面在重庆、桂林等大城市中，则是如何提高剧场艺术水平以争取观众，扩大影响的问题。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大家都迫切感到，为了提高，必须学习。我们这些老重庆都会想到，那时人们是怎样如饥似渴地争相学习党的《新华日报》和各种公开文件，象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些优秀的专业书籍和刊物，都是在青年戏剧工作者中极为珍视、广泛流传的精神食粮。正是这种浓厚的学习气氛，这种在政治上和专业上的追求，才使得这几个雾季的演出能有如此丰硕的收获。
再一个问题是青年戏剧工作者的作用问题。抗战时期，上距进步话剧运动开始的二十年代不过十几年，戏剧界的领袖人物和重要戏剧家都在壮年。我大略想了一下，只有欧阳予倩、郭沫若、洪深三人是在抗战期间过的五十岁生日；田汉、夏衍、阳翰笙、于伶、陈白尘、熊佛西、马彦祥、张骏祥、曹禺等等，无一例外都是四十左右的“小中年”。宋之的、吴祖光等以及金山、赵丹、白杨、舒绣文等知名演员极少有超过三十岁的。经常代表党同戏剧界联系的张颖同志刚到重庆时还不到二十岁。正是这些中青年戏剧家朝气蓬勃、一往无前地创造了如此红火的繁荣景象。当然，当时高年前辈很少，是客观事实，但大量青年作家、导演、演员和舞美设计家的涌现并得到前辈们的支持，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这更是我们党的方针的体现。那时，周恩来同志非常重视青年工作，党的办事处经常邀请中青年戏剧工作者去曾家岩聚会，甚至不少刚出校门的学生也都能得到这种荣幸。每次相聚，青年们总会听到周恩来同志、董老以及其他同志的教导性的讲话和温暖的鼓励。每次从办事处出来，青年们都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党信任、教育和爱护青年，青年们也信任、尊重和热爱党。党群之间水乳交融。如果没有以先进的、进步的青年戏剧工作者为核心的广大青年政治上和艺术上的积极性，重庆时期戏剧的繁荣也是不能想象的。
抗战时期重庆繁荣的戏剧运动，经验极为丰富，当然也不是没有欠缺失误之处。这一时期的经验与教训，都有待总结。上面所谈，只是我觉得对今天戏剧活动特别有启示意义的三点，写出来抛砖引玉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