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教育

发扬新安旅行团的好传统好作风
——回忆新安旅行团成立五十周年
大朋
今年是新安旅行团成立五十周年。
新旅是中国共产党在三十年代组织和领导的、以少年儿童为主体的革命工作团体；又是以旅行来实践“生活教育”的革命教育团体。“生活教育”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始的。陶行知的教育主张得到中国共产党的赞同和支持，许多共产党员来到陶先生的门下，在他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求学，成了“生活教育社”的骨干力量。
新旅在党的抗日救国号召下诞生。把旅行作为体现“生活教育”思想的主要形式，最早由陶先生的学生，当时担任江苏淮安新安小学校长（陶先生曾兼任该校的第一任校长）的汪达之提出。他计划带领学生，以旅行的方式，到民族解放的大学校去教、学、做，宣传抗日救亡，培养一代新人。这一大胆而富于创造的想法，立即得到上海左翼教师联合会中共党支部和陶先生的大力支持，并给予许多宝贵指示。
新安旅行团最初只有十五位团员。1935年10月10日，他们辞别母校，从淮安出发，踏上民族解放斗争的征途。
新旅注意宣传“总理（孙中山）遗教，唤起民众，共赴国难，抵御外侮”。新旅虽然不断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和反动势力的打击、限制、迫害，却能在人民群众的同情支持下，发展壮大，开展多方面的工作。
新旅带有一套电影放映设备，有几部抗日影片（这些大部分是陶行知先生捐献的）。虽是黑白无声电影，那时农村和中小城镇，都还不知电影为何物，所以这个有动作、画面，有文字，临时配上生动解说的电影，加上映前教唱抗日歌曲，每到一处，总要轰动方圆几十里。不论在江南水乡，还是塞北草原，都取得很好的宣传效果。我国著名电影工作者蔡楚生先生称赞新旅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流动放映队”。
新旅所到之处，普遍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组织青少年学生或士兵的歌咏队，帮助培训歌咏骨干，推销进步的抗日书报，组织青少年的“读书会”、“读书小组”，开展“小先生”活动，都很有成效。
新旅出发后，先在长江下游苏、皖、浙三省活动，以后北上到北平（现北京）、绥远（现内蒙古自治区西部），对抗日军队慰劳和宣传。接着西去绥西河套和宁夏，在那些很少有人宣传抗日的地方和少数民族中进行工作。1937年7月7日，抗战开始后，新旅从甘肃经陕西、河南到湖北，参加保卫大武汉；又经湖南到广西桂林。这时，新旅已发展壮大，成立几个工作队，先后到湘西、桂林市区和郊区、湘桂铁路沿线、桂南前线和贵阳等地，在少年儿童、伤兵、难民、工人、农民和驻军中开展工作。
新旅在国民党统治区艰苦奋斗七年。出发时每人一身单衣、一双草鞋、一把雨伞。全团仅有五十块钱。经费主要靠放电影的微量收入（入场每人收一二个铜板；无钱的唱支抗日歌曲，或喊句抗日口号都可入场）、写作的稿费、销售进步书刊的盈利等，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他们曾多次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1938年下半年，新旅顶住了顽固派利用它的经济困难，企图收编的要挟，在周恩来同志的指导和亲自帮助下，最后确定新旅作为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的特约群众团体，由他们每月发给四十五人的津贴费和宣传费。这样，保持了党对新旅的单一领导，又有了固定经费，使团员人数成倍发展，达到一百人。这时生活虽依然艰苦，却是新旅在国统区经济最宽裕的时期。
周恩来同志对新旅这一段工作给予高度的评价，说：“你们在大后方到处宣传抗日，宣传我党的主张，组织、联系了广泛的少年儿童、社会各阶层人士，工作很不错。”“你们注意利用一切社会关系，不怕生活艰苦，团体内部又团结，学习工作也努力。用陶行知先生‘社会即学校’的主张，在大后方活动。你们得到许多同情者和朋友。所以你们做了别的许多救亡团体不能做的事。”（1939年5月，在西安同新旅两位同志的谈话）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旅在国统区已无法工作下去，根据周恩来同志指示，团员骨干四十多人分批秘密地经香港、上海，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刘少奇同志在苏北热情地对新旅团员们说：“你们是一个有光荣历史的革命团体，工作有很大成绩。在国内、国外有广泛的影响，是不可多得的。国民党不准你们宣传抗日，不让你们教育组织儿童，还处处迫害你们。我们共产党欢迎你们，支持你们，保护你们；而且还要让你们的团体和你们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发展。”（1942年3月接见新旅全体同志的讲话）
此后，新旅在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同志亲切关怀和指导下，迅速发展到一百数十人，在苏北、苏中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组织教育少年儿童的工作。到1945年，苏北盐阜区有组织的儿童团员已有十八万人。新旅编印的少年儿童报刊，广泛发行到苏北和华中地区。新旅的文艺演出宣传，受到军队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多次得到根据地领导的称赞和表扬。
1946年5月20日，毛泽东主席亲笔给新旅写信，鼓励新旅的同志们：“努力工作，继续前进，争取民主中国的胜利！”这封信极大地鼓舞了新旅的团员们，并成为新旅以后长期工作的指针。
新旅前后十七年，历经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四个历史时期；经过全国二十二个省、市，行程五万多里，做了大量的工作。据1938年底出发头三年的不完全统计，直接宣传教育的群众和国民党士兵，已有五百万人。新旅还培养出许多专门人才。参加新旅的团员前后近六百人，其中许多人成了艺术专门人才和党政军工作干部；还有些人经过新旅培养和自己勤奋学习，成了工程技术人员。
新旅团员们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革命的远大理想。在党的教育下，把这理想同当时的抗日救国紧密联系起来，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件工作。顾问团员汪达之就是这样一个闻名全国的教育实干家。在他以身作则的带动下，新旅团员都能做到“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敌人的凶残！”不为名，不为利，“我们要把中国来改造！”忍饥受冻，被捕遭打也不动摇。有人用出国留学来许愿，或进行物质引诱，新旅小朋友也不上当。十七年里，新旅有不少人牺牲在战场上，病倒在旅途中，没有人表现犹豫退缩，反而增强了继承先烈遗志，奋勇前进的决心。
“生活教育”的实践，使新旅的同志从小养成实事求是，敢想敢说敢做的思想品格，有独立思考和创造的精神。汪达之和团员们同甘共苦，一起出主意想办法，从不包办代替或自己说了算，以促进团员创造性的发挥。当时新旅能突破旧学校的藩篱，到民族解放的大学校去教、学、做，就是一个大胆的创造。用放电影去打开偏僻农村、祖国边陲抗日救亡的宣传局面，也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创举。还有，新旅在敌后根据地办起第一个铅印的儿童报刊；用硬纸板剪裁制作，演出孩子、大人都喜爱的“影子戏”；创作许多受人民喜爱的秧歌剧等等，都是富于创造性的。新旅有种风气，只看事实，讲真理，对什么“权威”、大人物，从不盲目崇拜，也不故步自封，所以总是飞快地前进。
新旅有以团务干事会为核心的民主集中制，过着规律而又活泼的集体生活，有自觉的纪律性。在集体自我教育的环境里，团员们自觉遵守纪律，尊重人民群众，爱护集体，团结互助，讲民主平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了团员们自觉的行动。谁违犯了纪律，谁就主动在每周一次的生活会上检讨，接受大家帮助。新旅从桂林向敌后根据地转移，四十多人分作十几批，前后大半年，行程七千里，未发生问题，靠的就是大家自觉地严格遵守纪律。
新旅团员一面努力宣传抗日救国，一面坚持刻苦学习，又当先生又当学生。团员们都不放过作战、行军和工作中的空隙，背包作“小凳”，膝盖头当“桌子”，一有空就坐下来读书学习做笔记。这样培养出许多专门人才。
新旅团员都是自小离开家庭，自己干，自己闯，不依赖别人，在集体生活中锻炼出独立工作的能力。事事自己动手，艰苦奋斗，克服困难。自己洗衣服，缝补衣服，自己打草鞋，自己烧饭做菜，自己修理机器，制作简单的工具、器材。
用旅行去实践“生活教育”的学说，这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今天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去普遍推广。但新旅在其十七年实践中留下的许多宝贵精神财富，许多有益的经验，许多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却是值得继承和发扬的。这对于我们今天两个文明的建设，特别对青少年健康茁壮的成长，依然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