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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语录
- 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夺取更大的胜利 首都人民举行隆重吊唁仪式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分别送了花圈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吊唁大厅分别接待前来吊唁的外宾,并向他们致以深切的感谢
- 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
- 毛主席语录
- 把革命工作做到底——记红军老战士、共产党员蔡尚先的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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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第1版()
专栏:

毛主席语录
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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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夺取更大的胜利 首都人民举行隆重吊唁仪式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分别送了花圈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吊唁大厅分别接待前来吊唁的外宾,并向他们致以深切的感谢

第1版()
专栏:

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夺取更大的胜利
首都人民举行隆重吊唁仪式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分别送了花圈
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吊唁大厅分别接待前来吊唁的外宾,并向他们致以深切的感谢
广大工农兵和各界各族群众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向总理遗像默哀致敬。他们表示:一定要学习周恩来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学习他的忘我工作精神,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革命品质,学习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讯 首都工农兵群众、机关干部、学生四万多人,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于一月十二日到十四日,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隆重吊唁仪式,沉痛悼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
劳动人民文化宫一片庄严肃穆气氛。吊唁大厅的中央悬挂着周恩来同志的遗像,安放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周围摆满了鲜花和常青松柏。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肃立守卫在两旁。大厅正门上方挂着巨大的横幅,上面写着:“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分别送了花圈,花圈上写着:“悼念周恩来同志”。
吊唁大厅里还陈放着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送的花圈。送花圈的领导同志是:朱德、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宋庆龄、韦国清、刘伯承、江青、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姚文元、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丞、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沈雁冰、帕巴拉·格列朗杰也送了花圈。
中共中央委员、周恩来同志的老战友、夫人邓颖超同志献了花圈,上面写着:“悼念恩来战友”。
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共中央军委、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群众团体、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各军兵种、军事院校、各大军区、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和革委会、台湾省爱国同胞,以及上海市总工会、广州、南昌、武汉、南京、重庆、西安、延安等市的党委和革委会,送了花圈。一些华侨和港澳同胞也送了花圈。
吊唁大厅还摆着金日成同志派专机送来的花圈,恩维尔·霍查同志送的花圈,以及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送的花圈。
送花圈的还有许多马列主义政党和组织,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驻中国的外交使团,许多国家驻中国大使、大使馆,正在北京的外宾、专家、留学生、实习生。其中有: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罗马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务委员会、罗马尼亚政府,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泰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代表团,菲律宾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法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葡萄牙共产党(马列)中央委员会,美国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乌拉圭革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北加里曼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文铭权,德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席恩斯特·奥斯特,意大利马列主义共产党人组织中央委员会,意大利马列主义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组织中央领导机构,奥地利革命工人联合会;
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胡阿里·布迈丁,缅甸社会主义纲领党主席、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奈温,法国总统,法国总理,加蓬共和国总统哈吉·奥马尔·邦戈、政府和人民,革命最高负责人塞古·杜尔总统和几内亚人民,日本国总理大臣三木武夫,马里全国解放军事执行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国家元首穆萨·特拉奥雷上校及马里共和国全国,巴基斯坦总统,巴基斯坦总理,菲律宾总统费迪南德·埃·马科斯暨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和家属,斯里兰卡共和国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突尼斯共和国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突尼斯共和国总理赫迪·努伊拉,土耳其总理苏莱曼·德米雷尔,英国首相,蒙博托·塞塞·塞科总统、政府和全体扎伊尔人民,阿根廷共和国政府,澳大利亚政府暨人民,加拿大政府和人民,丹麦王国政府,东帝汶独立革命阵线中央委员会,圭亚那合作共和国政府和人民,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荷兰王国,新西兰政府和人民,挪威王国政府,秘鲁政府和人民,泰王国政府和人民,南斯拉夫政府和人民,日本国前总理大臣田中角荣,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外交部长阿·布特弗利卡,菲律宾外交部长,菲律宾代理外长,日本众议员大平正芳,日本众议员保利茂,日本社会党中央执行委员长成田知巳等。
正在北京访问和常驻北京的外国朋友二千多人,前往劳动人民文化宫悼念周恩来总理。他们当中有:缅甸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德钦巴登顶,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代表团团长、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尤素福·阿吉托罗普,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递信部长金学燮为团长的朝鲜邮电代表团,以埃塞俄比亚卫生部长贾玛尔·阿卜杜尔·卡迪尔为团长的埃塞俄比亚临时军政府卫生代表团,日本众议员、前邮电大臣久野忠治,以日本社会党日中特别委员会委员长、众议员下平正一为团长,副委员长、参议员田英夫为副团长的日本社会党日中特别委员会访华团,美国朋友柯弗兰、柯如思、爱德乐,英国朋友帕特,以及外国专家、留学生、实习生等。
各国驻中国的使节和外交官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驻北京办事处代表,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代表,也前往吊唁。
党和国家领导人张春桥、姚文元、华国锋、吴德、陈永贵、吴桂贤、乌兰夫、李素文、姚连蔚、王震、谷牧、孙健,中联部部长耿飚,外交部部长乔冠华,在大厅里分别接待前来吊唁的外宾,并向他们致以深切的感谢。
三天来,首都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机关干部和各界各族群众,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从早到晚,络绎不绝。他们臂带黑纱,胸佩白花,在军乐队演奏的哀乐声中,含着眼泪,缓步走进吊唁大厅,向总理遗像默哀致敬。他们表示:一定要学习周恩来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限忠诚,学习他的忘我工作精神,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革命品质,学习他对敌斗争的坚定性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
前来参加吊唁的人们,代表着坚守在各个岗位上的工人、农民、战士、干部、学生等各条战线的群众。连日来,广大群众把悼念总理的深厚感情倾注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上。首都钢铁公司的工人说,周总理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是坚持同阶级敌人斗争的一生。我们学习总理,就要始终抓住阶级斗争不放松,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年年月月超额完成任务的北京铁路分局“毛泽东号”机车组的同志们表示,一定要学习总理的革命精神,永开革命车,永走革命路,在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中永当革命的火车头,永远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京西矿务局的工人表示,要以总理忘我革命的精神,抓革命,促生产,为提前完成总理在四届人大代表党中央提出的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而奋斗。这个局几天来全局原煤产量天天超额完成计划。新华印刷厂的工人决心用大干社会主义的实际行动来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几天来,不少车间创造了今年以来日产量最高纪录。北京大兴县红星人民公社大白楼大队的干部和社员回顾了总理生前对他们的指示和关怀,心情无比激动。他们表示,一定要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狠抓阶级斗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平谷县乐政务公社许家务大队的社员在悼念总理的日子里,以更大的干劲投入了农田基本建设。商业部门职工表示,要以总理为榜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广大指战员说,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总理为建设和发展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革命品质,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我们一定要加强军政训练,提高革命警惕,紧握手中枪,严守战斗岗位,保卫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在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清华大学广大师生,连日来,纷纷集会,决心学习总理坚决同修正主义斗争的精神,继续回击右倾翻案风,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附图片)
一月十二日至十四日,首都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学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隆重吊唁仪式,沉痛悼念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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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

第2版()
专栏:

教育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
梁 效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总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它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因此,不同的阶级就有不同的教育路线。无产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必须开展教育革命,把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旧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所推行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开始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教育事业的面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教育革命蓬勃开展,教育战线上的新生事物不断涌现,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正在逐步建立和巩固起来。
树欲静而风不止,斗争并没有停息。一九七五年七、八、九三个月,教育战线出现的那种刮右倾翻案风的奇谈怪论,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当前,教育战线正在进行一场大辩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在这场辩论中,我们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教育革命的论述,弄清楚教育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意义,自觉地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教育革命实践,进一步发展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旧学校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
列宁曾经深刻地指出,旧学校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它的目的是为资本家培养恭顺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六十九页)列宁这个精辟的论断,击中了旧学校的要害,揭露了它的阶级实质,是批判旧教育制度的锐利武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的教育阵地在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下,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从教育制度到教学方针,从课程内容到教学方法,几乎全是旧的一套。学校仍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也就是说,在教育阵地,还是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
解放后,我们党曾经陆续派了一些干部去领导学校,建立了党、团组织,开设了一些马列主义课程。但是,由于刘少奇一伙把持教育阵地,先是让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制度“基本照旧”,以后又照抄照搬苏联的一套,没有从根本上对旧学校进行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继续统治着我们的学校,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这样的学校名义上是社会主义的,实际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旧学校。它口头上也讲“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实际上它在各方面都浸透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三八七页)。什么“读书做官”、“智育第一”、“天才教育”、“知识私有”等等,充斥了学校生活,公开鼓励青年学生“成名成家”,爬上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宝塔尖。显然,这种教育只能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为修正主义上台培植社会基础。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学校只让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女学到知识,劳动人民根本无权上学。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给了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政治权利,使学生的成分发生了一些变化,工农子女可以进学校了。但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抹煞教育的阶级性,利用“分数挂帅”等手段,实际上把大批工农的子女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有些工农子女虽然进了大学,也被他们用种种手段“淘汰”出去。工农群众气愤地说:“大学校门八字开,工农子女进不来”,“分数线,分数线,劳动人民的封锁线”。一部分工农子女即使上了学,由于学校的根本性质没有变,教的还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旧学校这个封、资、修“大染缸”的腐蚀侵袭下,工农子女也往往丢掉了工农原有的阶级感情,不同程度地成为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四五页)。这个最大祸害在旧学校暴露得最为突出。这样的学校,根本不可能引导学生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理论脱离实际,教学脱离生产劳动,师生脱离工农群众,成为一切旧学校的共同特征。学制太长,课程太多,讲授又不得法,提倡死啃书本,搞烦琐哲学,使青年越读越蠢。毛主席尖锐地指出:“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见稻、粱、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学哲学的搞不了哲学,学经济学的解释不了货币,学文学的写不了小说,学历史的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学工的开不了机器,学农的关在城市里讲种地。大学毕业了,不懂得阶级斗争,不了解社会,同工农兵格格不入。这样的学校,难道不应该彻底废除吗?
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统治,使旧学校起着腐蚀无产阶级专政、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作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始是完全必要的。现在,有人却认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学校教育“不见得都错了”,不准提“同十七年教育路线对着干”。对十七年的教育究竟怎样估计,是应当根本否定,还是基本保留,这是当前教育界激烈争论的首要问题。它的要害在于承认不承认这十七年是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散布为十七年旧教育翻案的奇谈怪论,实质上是否定今天的教育革命。我们必须粉碎这股复辟十七年旧教育的右倾翻案风,彻底摧毁旧学校,搞好教育革命,在教育领域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一定要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教育战线上面临的任务,总的来说,就是废除地主资产阶级的旧学校,创立无产阶级的新学校。
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两种可能性:既可能前进到共产主义社会,也可能倒退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两种可能性,决定了学校必然成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激烈争夺的场所:它或者成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或者成为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反映在办教育的路线上,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之间的根本对立。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懂得或不承认这两种可能性,那就必然会忽视甚至抹煞两种学校、两条教育路线之间的本质区别,走上修正主义的邪路。当前,教育界那种诬蔑教育革命“过正”,攻击教育战线上的新生事物“总不是正”的论调,就是一种修正主义的谬论,其实质是否定教育革命的胜利成果和大好形势,妄图使我们的学校走回头路。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列宁为俄共(布)制定了“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七六五页)的教育革命纲领。这个纲领,要求学校“无条件地招收”工农子弟(《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三十页),“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七四六页);要求教师大军“和一切战斗着的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第四一八页);要求整个教育“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精神,为顺利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即为推翻资产阶级,消灭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而斗争的精神”(《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六一页);要求学校“把教学工作和儿童的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七六五页)。总之,这个纲领要求“把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七六五页)
在列宁领导下,根据这个纲领,布尔什维克党曾经开展了生气勃勃的教育革命。废除旧俄的教育体制,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新教育体制,实行学校向工农开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取消学衔学位特权和毕业文凭。在学生中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团结、教育和改造教师队伍。这样,无产阶级就在人类历史上进行了勇敢的教育革命的实验,迈出了宝贵的第一步。
从列宁领导的教育革命到今天苏联的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是历史的大倒退。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全面复辟了资产阶级的一套教育制度、方针和方法,使苏联的学校蜕变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苏联教育演变的历史,充分说明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必要性、艰巨性和长期性。它说明,教育革命是直接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能否巩固的重大问题。如果不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让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复辟,就会使学校成为滋生新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温床,就有可能导致“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结果。同时,它又说明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崭新事业,因而是一个极为艰巨困难的事业。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改造学校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三八七页)“文化任务不能象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解决得那样迅速。”要解决文化任务,“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并且应该根据这个较长的时期来规划我们的工作,表现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列宁全集》第三十三卷第六十页)如果没有这种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就是列宁这条路线的继续和发展。毛主席正是从“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这个伟大历史任务出发,提出和解决教育革命问题的。在一九五七年夏季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毛主席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的伟大任务,并且着重指出: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是一个极大的问题。”要完成改造知识分子和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的任务,不进行彻底的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和卫生革命,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毛主席多次发出“教育要革命”的号召,并且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始,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们必须批判一切干扰和阻碍教育革命的错误思想和行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教育界竟然有人对“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光辉思想表示怀疑,进行挑剔。这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革命的抵触和抗拒情绪。要不要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是要不要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原则问题,是学校走什么道路、执行什么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这场大辩论说明,教育革命既然是一场深刻的无产阶级革命,必然会遭到资产阶级的强烈反抗。这是革命发展的规律,丝毫也不值得奇怪。我们一定要以百折不回的毅力,大批资产阶级,大批修正主义,用教育革命的更大成绩,去粉碎资产阶级的进攻,坚定我们队伍的必胜信心。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根本区别集中地反映在学校究竟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上。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同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反复斗争的基本内容。
毛主席明确地规定:“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这里,毛主席不仅指出了社会主义学校的培养目标,同时又给我们指明了具体的办学道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是由我们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所决定的,是党的基本路线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存在阶级的社会里,学校从根本上来说,总是要为统治阶级培养政治上的接班人。同资产阶级的伪善说教相反,我们从来公开声明,我们的教育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它的政治目的就是“为推翻资产阶级而斗争。”(《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第六十九页)因此,无产阶级的学校理所当然地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把培养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的革命战士,作为新学校的根本任务。任何学校只要离开了这一条,就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旧学校,无论它培养的人本事有多大,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教育界有人说:“现在是政治冲击业务”,这种谬论实际上是把红与专对立起来,用专去反对红,用所谓超阶级的“文化”标准去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
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学习科学文化的重要性。恰恰相反,作为科学文化的创造者,工人阶级才真正懂得科学文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伟大作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是社会主义整个历史阶段的任务。这个任务就包括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领域,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创造灿烂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新文化。工人阶级必须而且一定会在这一斗争中培养出自己的宏大的知识分子队伍。很明显,这样的知识分子必然首先是自觉地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斗的革命战士,也只有这样的战士,才能不辜负阶级的委托,去努力掌握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所必需的科学文化知识,坚持又红又专的方向。几年来,广大工农兵学员茁壮成长的大量事实,不是已经证明了这个真理吗?把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标准诬蔑为“不讲学文化”,这种论调只能说明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的偏见”(《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六七页)。
列宁指出:“我们的学校必须使人们在学习期间就成为推翻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五五至三五六页)无产阶级的战士不能在温室里培育,而要在革命的大风大浪中成长。社会主义的学校必须以阶级斗争为主课,组织师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使教学和社会生活声息相通。文科“要以社会为工厂”,理工科要“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这是改造旧学校、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根本途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师生遵照马列和毛主席的教导,走出校门,向工农兵学习,为工农兵服务,在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一支朝气蓬勃的生力军。他们在教育革命实践中,创造了开门办学、开设短训班、半工半读、“七·二一”大学和朝阳农学院等多种办学形式,为创建社会主义的新型学校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只有紧密结合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学习理论和科学文化,才能真正学懂学通,获得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把开门办学诬蔑为“实践——实践——实践”,“只当劳动力”,就是反对师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企图把他们赶回到死读书的象牙之塔里去。
对待生产劳动的态度,也是两条教育路线、两种学校的一个根本区别。同轻视生产劳动的传统观念相对立,社会主义的学校把生产劳动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使师生在劳动中培养工农感情,并学会一定的生产斗争知识。马克思曾经设想在无产阶级的新教育制度下,每个受教育的少年儿童从九岁到十二岁每天劳动二小时,十三岁到十五岁每天劳动四小时,十六岁到十七岁每天劳动六小时。要求每个学生“不仅用脑劳动,而且用双手劳动”,“象每个有劳动能力的成人那样成为生产工作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六卷第二一六至二一七页)。马克思正确地预见到,教育制度的这一革命在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将具有重大的意义,指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五三○页),“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二十四页)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无产阶级新教育制度的基本标志,是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可靠保证。因此,毛主席一贯提倡知识分子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一九五八年又发出了“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的伟大号召。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对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给予高度赞扬和充分肯定,这条道路就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坚持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为彻底消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铲除滋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土壤而创造条件;就是要使我们的学校培养出可以和工农“划等号”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是培养资产阶级的精神贵族。我们应当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共产主义的远景来认识它的深远意义。加强党对教育革命的领导
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列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强调指出,教育部门,“首先应该公开承认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六七页)并且指出,要在党的领导下改造教育大军,“要培养出一支新的教育大军,它应该紧密地同党和党的思想结合起来,完全贯彻党的精神”(《列宁选集》第四卷第三六七页)。由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统治我们的学校,封、资、修的旧教育年深日久,根深蒂固,它的势力从上到下,盘根错节。要巩固和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很艰巨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党的领导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领导。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党的领导就会失去正确的方向,甚至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教育界的情况不正是这样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一伙的破坏,由于一小撮阶级敌人捣乱,使学校一度处于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的局面,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这些历史的教训是很深刻的。无产阶级要实现教育革命,首先就要夺回教育阵地的领导权,建立起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团结一致、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
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毛主席派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大学,并亲自抓教育革命。从此开始,工人阶级占领教育阵地,参加学校全部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它开创了教育革命史上的新篇章。教育从根本上来一个革命,是从这几年才开始的。七年多来,广大师生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深入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了大量的教育革命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工人阶级以解放全人类的伟大气魄,战狂风,顶恶浪,坚定地按照毛主席指引的“教育要革命”的方向胜利前进。工人阶级的伟大功绩,将在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上彪炳千秋。
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就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工人阶级占领学校,从根本上说就是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使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这对于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彻底改造旧学校,培养和造就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那些诬蔑这几年教育革命“总没有解决好”的人,说什么根子“在管教育的”,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工人阶级领导,其目的就是要把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工宣队赶出学校,削弱党的领导,翻教育革命的案。这是广大革命师生所决不允许的。伟大的工人阶级必将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不断地积累经验,增长才干,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和干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教育革命搞得更好,胜利地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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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第3版()
专栏:

毛主席语录
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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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革命工作做到底——记红军老战士、共产党员蔡尚先的事迹

第3版()
专栏:

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记红军老战士、共产党员蔡尚先的事迹
在中原煤城——河南省鹤壁市,每天清晨,都可以看见一位身穿旧军装、年近六十的老同志,脚蹬自行车,风尘仆仆去上班。一年四季,风雨无阻。这位老同志,就是共产党员、红军老战士蔡尚先。
蔡尚先出生在贵州省黔西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从小跟着父亲给地主种地,受尽了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他的家乡,在他的心头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蔡尚先抱着“奴隶求解放”的目的,参加了红军。从此,他跟随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长征万里到陕北,后来调到中央警卫团当战士。在战斗中,他出生入死,英勇顽强,保卫毛主席、党中央的安全,曾荣立警卫一等功。
一九五八年,部队领导考虑到蔡尚先身体不太好,决定让他转业,并准备留他在北京工作。党的温暖,领导的关怀,使蔡尚先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电灯下,他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关于“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的教导,回忆起长征路上,同班战友郭龙江经常和他一起畅谈革命理想的情景。记得途经草地时,郭龙江曾满怀深情地对他说:“革命胜利以后,我们要用自己的双手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在这广阔的草地上建设一个飞机场,让我们的雄鹰飞上天空,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可是,几天之后,在一次战斗中,郭龙江不幸负了重伤,牺牲前还断断续续地嘱咐蔡尚先说:“要……革命……到底呀!”想到这些,红军老战士蔡尚先精神振奋,心胸开阔。他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继承战友的遗志,要求到艰苦的地方去,为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就这样,蔡尚先谢绝了组织上的照顾,离开北京,来到了河南。在郑州,他一下火车,就向有关部门的同志要求说:“请把我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负责分配工作的同志告诉他,这次分配的地点有郑州、安阳和鹤壁。蔡尚先问:“那里最艰苦?”鹤壁是刚刚兴建的一个煤城,条件比较艰苦。蔡尚先要求到鹤壁去。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要求。接到通知的当天,蔡尚先就坐火车来到鹤壁。紧接着,他又把爱人从北京接到了鹤壁。他一家五口人,行李不满一平车。当时的鹤壁无论居住条件,还是生活条件,都比较差。蔡尚先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扎根煤城,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蔡尚先在部队担任团级职务。转业到地方后,他七次调动工作,五次变动职务。他先后担任过市商业局办公室副主任、工会主席、组织部长,后来又担任煤建公司党支部书记,燃料公司党总支副书记……。蔡尚先总是说:“革命不分职务高低,党叫干啥就干好啥。”他把每一次工作调动,职务变动,都看作是革命的需要,总是愉快地服从;不管在那个岗位上,都兢兢业业地工作。
去年一月,党组织把蔡尚先调到烟酒公司担任党总支副书记。主持烟酒公司党总支全面工作的刘风德同志,原来是蔡尚先当组织部长时的一个干事。起初,刘风德工作有些缩手缩脚,遇事都要老蔡表态点头。蔡尚先找到刘风德,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过去,我是你的上级,那是革命的需要;今天,党又把我们调到一起,让我协助你工作,这也是革命的需要。你要大胆工作,我一定努力当好助手。”有一段时间,蔡尚先发现公司存在一些不正之风,便主动向刘风德作了汇报。经过党总支委员会研究,制订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对不正之风的四条措施。决议一经形成,蔡尚先就身体力行。他克服文化水平低、工作忙、身体有病等困难,刻苦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学习马、恩、列论无产阶级专政的语录,并攻读了部分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除了开会和日常工作外,他一有空就到基层去参加劳动。他坚持原则,自觉抵制不正之风。蔡尚先的言传身教,使刘风德解除了思想顾虑,工作大胆泼辣。他和蔡尚先互相学习,团结一致,带领干部群众,学理论,抓路线,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大干社会主义,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发展。
蔡尚先一心扑在革命上,干工作奋不顾身。在他调到煤建公司的第二年夏天,西天煤矿和中心煤矿两个煤堆上的五万多吨煤炭,在烈日的暴晒下发生了自燃。蔡尚先闻讯后,立即赶到现场,组织突击队,灭火夺煤。燃烧着的煤堆,温度高,烟尘大,人无法接近。蔡尚先组织大家冲水灭火。水一冲到火上,呛人的浓烟腾空而起。若是等水停烟落再翻煤,水冲过的煤堆随时又会复燃。“同志们,跟我来!”蔡尚先一声喊,抡起铁锹,顺着水龙头,带领大家冲上了浓烟滚滚的煤堆,朝外翻煤。热气,熏得他头昏脑胀;浓烟,呛得他眼泪直流;煤火,烤焦了头发,烧着了衣服,烫伤了手脚,蔡尚先全然不顾。一天、两天、十天、二十天,……年近五十的蔡尚先,连续苦战,两眼熬得通红,胃痛得直不起腰,仍然坚持不下战场。一次,他胃痛得头上冒出了汗珠,双腿站立不稳。同志们见他这个样子,心疼地去夺他的铁锹,非要把他送进医院不可。蔡尚先双手紧攥着锹把,无限深情地对大伙说:“你们知道,我是和十三个阶级兄弟一起参加红军的,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他们都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想起他们,我怎能不把革命工作做到底呢?”他和同志们一直坚持奋战,从火口里夺回了五万多吨煤炭。
蔡尚先始终没有忘记他的十三个战友,没有忘记无数的革命先烈,没有忘记他们的革命遗志——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每当想起这些,蔡尚先就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他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好作风。前些年,他爱人患病没人照顾。蔡尚先想方设法,妥善地安排了家务,从没耽误过一小时工作。近年来,他年纪大了,身体也比以前差了,孩子来信要他离职休息,战友几次请他去安度晚年,但他都一一拒绝,还是一心扑在工作上。蔡尚先生活上也始终保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他身上穿的,仍是在部队时发的旧军装,洗得已经发白了,上面补丁压补丁。他家住的,还是刚来鹤壁时的那两间小平房。组织上几次分配给他新房子,他都谢绝了。蔡尚先调到烟酒公司工作后,组织上见他年老体弱,家离机关又远,决定给他配备一辆自行车。他坚决不接受组织照顾,决定自己花钱买一辆。蔡尚先恳切地对领导上说:“组织上对我的关心,我很感谢。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和群众同甘苦,决不能搞特殊!”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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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为革命尽一份力

第3版()
专栏:

还要为革命尽一份力
李俭珠同志原是广西军区副政委,今年七十岁。他从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以来,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一九六九年,在党的九大精神鼓舞下,这位在长沙离职休养的老红军战士,渴望回到沸腾的群众斗争中去。他想,形势在发展,革命在前进,我这个跟随毛主席走过雪山草地的人,还要为革命尽一份力。到老家湖南省茶陵县落户去!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老伴石建芬,得到她的热情支持。他连夜给党组织写申请报告,要求回茶陵县安家落户。
在李俭珠再三要求下,上级党委批准了他的申请。一九七○年一月,李俭珠回到了茶陵。
茶陵县舲舫公社洮水大队,是李俭珠出生的地方。解放后,这里的人民发扬革命传统,工作一直比较先进。可是,由于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从一九六○年起,洮水大队就走了下坡路。生产上不去,吃粮年年靠国家。李俭珠到茶陵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决定回洮水,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改变这里的面貌。
“老红军回来啦!”消息传出,洮水大队的男女老少,都从屋子里跑出来。李俭珠拄着拐杖走在前头,一大帮群众跟在身后。他村前村后看过一遍,向大家提出了学习大寨发扬自力更生精神的建议。
这时,阶级敌人造谣说,沙洲是“生成的眉毛长成的痣”,谁也改不了。有的人大刮资本主义妖风,煽动一些社员放弃集体生产,上山挖药材,伐山林,捞现钱。面对着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势力的挑战,李俭珠挺身而出。他同洮水大队的党员们一道,反复学习党的基本路线,又一起来到洮水河畔,讲起了洮水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从一九二八年起,洮水就是毛主席亲自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的前沿阵地。李俭珠指着脚下的沙洲激动地说:“当年就在这里,反动派一次屠杀了十八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烈士们的鲜血,渗进了洮水河两岸的土地。革命前辈用鲜血换来的土地,我们决不许阶级敌人破坏,决不容资本主义占领!我们要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回忆往昔的峥嵘岁月,激发了党员和群众的战斗豪情。大家批判了造谣破坏的伪保长和煽动资本主义妖风的坏人。在党支部内,也开展了积极的思想斗争,批判了放任劳力外流等资本主义倾向。经过一冬奋战,洮水大队造出良田五十一亩。一九七一年新造田亩产超过一千二百斤,原有的田也增了产。洮水大队不仅改变了吃粮靠国家的状况,还卖余粮八万多斤。
抗日战争时期,李俭珠曾经光荣地出席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聆听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讲话。多年来,这位老红军战士牢记毛主席关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教导,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始终保持着过去战争年代的那么一种拚命精神。
一九七四年初,洮水大队党支部认真贯彻执行“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发动社员上山开荒造林,种木薯。开工第一天,李俭珠也拄着拐杖爬上山来了。他从东头走到西头,把广西种植木薯的经验讲给社员听。在他的带动和鼓舞下,社员们忘我劳动,原计划一个月开荒一千亩,只用了十四天就提前完成了。
一九七四年冬,为了使洮水农业学大寨的步子迈得更大,李俭珠同大队党支部领导成员来到洮水河上游,精心勘测,决定筑起一道拦河大堤,让河水改道,把五百多亩的鲤鱼洲改造成良田。筑堤战斗打响后,他天天起早拄着拐杖来到工地,由于受了风寒,加上过度劳累,李俭珠的右臂麻木了,抬不起来。在党组织和广大群众的坚决催促下,他才离开工地。人们都说:“在他身上,看到了毛主席培养的人民战士的优秀品质,看到了井冈山斗争的光荣传统!”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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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全意为人民

第3版()
专栏:

全心全意为人民
在人民解放军北京部队某部,提起“老模范”张星耀,干部、战士、家属、小孩,连驻地周围的群众,都能讲出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串串故事。
张星耀一九四○年参加八路军,立过不少战功,早被人们誉为“老模范”。解放后进了城,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老模范”始终保持着老八路的光荣传统,不居功,不骄傲,不为名,不图利,完全彻底为人民。人们赞扬说:“老模范象一把钢刀,风吹雨淋不生锈,披荆斩棘不卷刃。”
张星耀早在解放战争初期就已经担任了连队指导员。
一九五五年,上级决定让他转业,在部队的幼儿园当主任。他二话没说,坚决服从。有人对他说:“老模范,这步棋可要好好考虑考虑。凭你的资历、功劳、名气,地方工厂、机关还不是抢着要。一个营级干部干嘛非去幼儿园,成天混在孩子堆里,有啥奔头?”老模范严肃地说:“干革命不是做买卖。咱为本阶级办事、出力是应该的,决不能拿这个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现在党需要我在幼儿园,我就当一辈子‘娃娃头’,培养革命接班人,这奔头可大着哩!”后来,张星耀因公路过阔别二十来年的老家。叔叔问他:“你现在干什么工作?”张星耀说:“在幼儿园工作。”叔叔不理解地说:“你革命三十多年,打仗是功臣,工作是模范,怎么现在当了个娃娃头?”张星耀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掏出马列和毛主席的语录,一字一句念给叔叔听:“既当‘官’,又当老百姓”,“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然后反问道:“叔哇,我参加八路军时,你是咋嘱咐的?”叔叔忆起了当年的情景,还是那样激动,说:“赶走日本鬼子,打倒地主老财,让穷人翻身得解放。”张星耀说:“对啊,当初干革命,是三座大山压出来的,根本就没想将来当官挣钱。如今,三座大山虽说被推倒了,可革命的道路还长着哩。现在,咱们要多想想为人民服务,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决不能拿功劳、荣誉当资本,向党要这要那!”一席话,说得叔叔连连点头称赞:“你想得对,做得好。”
张星耀在担任幼儿园主任期间,处处主动为人民服务。风天雨天,他经常在营区内外、驻地周围的大道小路上填坑、铺沙。一早一晚,他主动拖地板、扫院子、清垃圾。幼儿园对面的体育场有个公用厕所,他天天扫,周周掏,十六年没间断。节假日,他不是帮职工们烧水做饭,当炊事员,就是给同志们理发,当义务理发员。同志们钦佩他,赞扬他,尊重他,称他是“革命的‘勤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老模范”。
张星耀应邀去外地做报告,赶到太原车站转车时,不巧火车晚点。他便象往常一样,向服务员找来扫帚、簸箕,清理起卫生来了。不一会儿,车站候车室内外变了样,连公共厕所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刚放下扫帚,有一趟客车到站了。他站在出口处,象车站服务员一样热情接待着旅客,搀扶老人上公共汽车,协助出差的同志找住所。别的车次开始检票了,他又帮旅客提东西、抱小孩,送进站台。人们感谢他,表扬他,他笑着说:“我做的还很不够。”他上了火车,给旅客安排完座位,又抓起拖把一个车厢一个车厢地擦地板,汗水顺着花白的头发往下滴。列车员抢下他手中的工具,要他休息,他转身拿起抹布,挨着擦起茶几来了。几位旅客想给广播室写表扬稿,问列车员他是谁,列车员说,他也是一位旅客。旅客中有个工人听过张星耀的报告,告诉大家:“他是个老八路,有名的老模范。”顿时,这个车厢请他讲革命传统,那个车厢请他介绍先进事迹。张星耀手捧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讲起了自己的学习体会。他说:“资产阶级法权是产生修正主义的一个温床,咱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要用实际行动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为缩小三大差别努力奋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张星耀在战争年代当过司务长和指导员,多次被评为“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好干部。他当幼儿园主任以来,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一尘不染的革命精神,仍然是“保持革命传统的老模范”。一次,他接到大女儿的来信,一看信皮是公用的,立即回信教育女儿说:“当了干部更要严格要求自己。公家的一个信皮、一张信纸都是人民的,我们个人没有丝毫占用的权利。”并寄去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材料。
幼儿园种着几亩菜,张星耀带头参加生产劳动,汗水流得比别人多,产品分配和同志们一个样。幼儿园养着几头奶牛,每天都挤两行军锅牛奶。同志们看他年老体弱,让他喝点牛奶,补养补养身体,他说:“咱只有为革命后代谋福利的义务,没有图个人享受的权利。”
张星耀常说:“艰苦奋斗,是咱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是革命的传家宝。”张星耀正是这样把反修防修、继续革命的重任牢牢记在心里,把艰苦奋斗落实在平时的行动上,朝气蓬勃地沿着继续革命的大道奋勇向前!
新华社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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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朝国境河流航运合作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协议书在沈阳签字

第3版()
专栏:

中朝国境河流航运合作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协议书在沈阳签字
新华社沈阳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电 中朝国境河流航运合作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协议书,十四日下午在沈阳签字。
中方首席代表马培德和朝方首席代表白日坤分别在协议书上签字。在此以前,双方就有关中朝国境河流航运合作问题进行了会谈并取得了一致意见。
辽宁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尹灿贞以及有关方面负责人会见了朝方代表团全体成员并参加了签字仪式。
朝鲜战友是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到达沈阳的,当晚,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举行宴会热烈欢迎朝鲜战友。会议期间,朝鲜同志曾在沈阳、大连进行了参观,代表团将于日内离开沈阳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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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

第4版()
专栏:

周恩来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
周恩来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中国人民的忠诚的革命战士,是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
周恩来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为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英勇斗争,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周恩来同志对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建设和发展战无不胜的人民军队,对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对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发展革命统一战线,对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争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对加强国际革命力量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受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尊敬。
周恩来同志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光辉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继续革命的一生。他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
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周恩来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以阶级斗争为纲,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政策,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反修防修,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为共产主义事业的胜利而奋斗。
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附图片)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周恩来同志在天津。
一九二○年至一九二四年,周恩来同志先后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一九二二年,周恩来同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在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工作。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周恩来同志先后担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委员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员会常委兼军事部长。
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五年十月,周恩来同志参与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组织领导工作。这是在陕北时留影。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同志任党中央的代表,长期驻在国民党政府所在地重庆,临危不惧,坚定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革命政策,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这是周恩来同志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地。
一九四七年三月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周恩来同志跟随毛主席留在陕北,参与人民解放战争的领导工作。
一九四五年,毛主席和周恩来同志在延安。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发生,周恩来同志作为我党的全权代表,同被逮捕的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在谈判中,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方针,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这是周恩来同志从西安回到延安时在机场留影。
一九四九年三月,周恩来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
(本版照片为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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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党政领导人前往我国大使馆吊唁

第5版()
专栏:

阿尔巴尼亚党政领导人前往我国大使馆吊唁
新华社地拉那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电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同志,一月十四日上午前往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沉痛吊唁周恩来同志逝世,并献了花圈。
前往吊唁的还有: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人民议会主席团主席哈奇·列希,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以及党政其他领导人阿·查尔查尼、哈·托斯卡、希·卡博、卡·哈兹比乌、马·穆夫蒂乌、帕·米斯卡、拉·阿利雅、里·马尔科、斯·科列加、拉·盖格普里夫蒂、皮·皮里斯特里、皮·多德比巴、奇·米哈利、查·斯巴秀、佩·多德、穆·佩扎、谢·佩奇、涅·霍查(女)、费·谢胡(女)、奈·纳赛等。
霍查、列希、谢胡等同志怀着沉痛而诚挚的心情在周恩来同志遗像前默哀。接着,霍查同志向在场的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刘振华说:“对于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们敬爱的朋友周恩来同志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请向毛泽东主席、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以及周恩来同志的夫人转达我们最诚挚的慰问。”
霍查、列希、谢胡等同志还在吊唁簿上签字。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人民议会主席团和部长会议还联名献了花圈。
前往吊唁的还有阿尔巴尼亚政府各部委、人民军、各群众团体和地拉那党政机关的代表等。
各国驻阿尔巴尼亚的外交使节也前往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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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党政领导人前往我国大使馆吊唁

第5版()
专栏:

越南党政领导人前往我国大使馆吊唁
新华社河内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电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孙德胜、副主席阮良朋,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会常务委员会主席长征,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范文同,以及越南其他领导人阮维桢、黄文欢、陈国环、黄英、春水、杜梅等,一月十四日上午前往中国驻越南大使馆吊唁周恩来同志逝世。
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送了花圈。
孙德胜主席等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周恩来同志的遗像前默哀,并在吊唁簿上留言。
孙德胜主席向中国驻越南大使符浩说:“我代表越南劳动党中央和越南政府向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对周恩来同志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同一天,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各部门和许多群众团体的代表也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周恩来同志逝世,并献了花圈。
越南南方共和驻河内特别代表团团长阮文进和一些国家驻越南的外交使节也前往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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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党政领导人前往我国大使馆吊唁

第5版()
专栏:

朝鲜党政领导人前往我国大使馆吊唁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电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党中央书记、政务院总理金一,代表金日成主席、朝鲜劳动党和政府,一月十四日前往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吊唁周恩来同志逝世。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同志向中国大使馆送了花圈。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和政务院联名送了花圈。
金一总理向中国驻朝鲜大使李云川表示,“沉痛地哀悼中国人民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朝鲜人民的亲密战友周恩来同志逝世”。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的还有朝鲜其他党政领导人康良煜、金东奎、吴振宇、徐哲、朴成哲、林春秋、韩益洙、吴白龙、杨亨燮、金永南、郑浚基、许锬、姜成山、孔镇泰、黄长烨等。
金日成主席的夫人、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圣爱也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
朝鲜政务院各部委、各群众团体的负责人和各界群众代表也前往吊唁并献了花圈。
一些国家驻朝鲜的外交使节也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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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柬埔寨领导人前往我国大使馆吊唁

第5版()
专栏:

民主柬埔寨领导人前往我国大使馆吊唁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讯 金边消息:民主柬埔寨政府副首相英萨利、人民教育和青年大臣英蒂丽以及民主柬埔寨外交部各部门负责人一月十四日上午前往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沉痛吊唁周恩来总理逝世,并献了花圈。
各国驻民主柬埔寨的外交使节也前往中国大使馆吊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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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总统乔瓦尼·利昂纳的唁电

第5版()
专栏:

意大利总统乔瓦尼·利昂纳的唁电北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阁下:
周恩来总理的逝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巨大损失。由于他为缔造新中国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由于他在国际领域中享有最崇高的威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周恩来总理誉为她的最优秀的儿子之一。
在友好的中国人民蒙受严重不幸的时刻,我谨以意大利人民和个人的名义向阁下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并请您向伟大的逝世者的家属转达这种感情。
意大利共和国总统
乔瓦尼·利昂纳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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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的唁电

第5版()
专栏:

意大利总理阿尔多·莫罗的唁电北京邓小平副总理阁下:
获悉周恩来总理逝世,我深感悲痛。周总理逝世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失去了最著名、最有威望的领导人之一,使全世界失去了一位最有权威的重要人物。
在中国人民极为悲痛的时刻,我谨以意大利政府和个人的名义向您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并请您向已故名人的家属转达这一感情。
意大利共和国总理
阿尔多·莫罗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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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国总统赛义姆的唁电

第5版()
专栏:

孟加拉国总统赛义姆的唁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先生阁下:
我们十分惋惜地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先生阁下逝世。由于他的逝世,世界不仅失去了一位杰出的政治家,而且失去了一位争取各国人民自由和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奴役下解放出来的伟大战士。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人民一向极其尊敬周恩来总理。他对亚非团结事业的贡献将继续鼓舞全世界爱好自由的人民。请阁下接受我个人和孟加拉国政府和人民恭敬的和诚挚的哀悼。
总统兼军法管制首席执行官
阿布·萨达特·穆罕默德·赛义姆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日于达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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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特罗瓦达的唁电

第5版()
专栏: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理特罗瓦达的唁电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小平阁下:
十分悲痛地获悉非洲人民和第三世界的伟大朋友周恩来总理逝世。我谨以个人的名义,并代表我国政府,向阁下表示最深切、最诚挚的哀悼。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理
米格尔·特罗瓦达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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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的外交部长发来唁电

第5版()
专栏:

许多国家的外交部长发来唁电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讯 许多国家的外交部长最近分别打电报给乔冠华外交部长,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发来唁电的有:缅甸外交部长吴拉蓬,朝鲜外交部长许锬,伊朗外交大臣阿巴斯·阿里·哈拉巴里,日本国外务大臣宫泽喜一,科威特外交大臣萨巴赫·艾哈迈德·贾比尔,老挝外交部长奔·西巴色,巴基斯坦国防和外交国务部长阿齐兹·艾哈迈德,泰国外交部长差提猜·春哈旺,土耳其外交部长伊赫桑·萨布里·查拉扬吉尔,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阿卜杜·马吉德·阿斯纳杰,阿富汗外交部副部长瓦希德·阿卜杜拉,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阿齐兹·布特弗利卡,贝宁外交和合作部长米歇尔·阿拉达耶,乍得外交和合作部长卡穆格·瓦达勒·阿卜杜勒—卡德尔,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伊斯梅尔·法赫米,埃及负责外交事务的国务部长穆罕默德·里亚德,加蓬外交和合作部长奥昆巴·多克瓦策格,几内亚比绍外交部长维克托·萨乌德·马里亚,塞内加尔外交国务部长阿萨纳·塞克,扎伊尔外交国务委员曼顿古·布拉·尼亚蒂,比利时外交大臣雷纳特·范·埃尔斯兰德,丹麦外交大臣克·伯·安诺生,法国外交部长让·索瓦尼亚格,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冰岛外交部长埃纳尔·奥古斯特松,意大利外交部长马里亚诺·鲁莫尔,卢森堡外交大臣加斯东·托恩,挪威外交大臣克努特·弗吕登伦,圣马力诺外交部长姜·路易吉·贝蒂,西班牙代理外交大臣阿道弗·马丁·加梅罗,阿根廷外交和宗教部长曼努埃尔·吉列尔莫·阿劳斯·卡斯特克斯,巴西外交部长安东尼奥·阿泽雷多·达西尔维拉,智利外交部长帕特里西奥·卡瓦哈尔·普拉多,墨西哥外交部长阿方索·加西亚·罗夫莱斯,秘鲁外交部长米格尔·安赫尔·德拉弗洛尔·巴列,委内瑞拉外交部长拉蒙·埃斯科瓦尔·萨洛姆,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安德鲁·皮科克,新加坡外交部长拉贾拉南,佛得角共和国外交部长阿比利奥·杜亚蒂,中非共和国外交部,爱尔兰外交部长加勒特·菲茨杰拉德,葡萄牙外交部长埃内斯托·德·梅洛·安图内斯,巴拿马代理外交部长卡洛斯·奥索雷斯,美国国务卿亨利·艾·基辛格,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和外贸部长毛利·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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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的部长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发来唁电

第5版()
专栏:

一些国家的部长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发来唁电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讯 一些国家的部长及有关方面负责人,最近分别打电报给我国领导人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发来唁电的有:朝鲜人民武装力量部长崔贤;日本国大藏大臣大平正芳;日本国防卫厅长官坂田道太;日本国通商产业大臣河本敏夫;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兼总参谋长艾哈迈德·格什米;孟加拉国陆军参谋长、军法管制副执行官齐亚·拉赫曼;东帝汶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罗热里奥·狄阿戈·德法蒂玛·洛巴托;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政治部主任法鲁克·卡杜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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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会主席、成员国代表和联合国秘书长在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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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理会主席、成员国代表和联合国秘书长在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哀悼
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三日电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各成员国的代表和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一月十二日下午在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对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哀悼。
会议开始时,安理会本月份主席、坦桑尼亚代表萨利姆代表安理会的成员国发言表示哀悼。他说:“周恩来总理的逝世,使国际社会失去了一位杰出的人物。他不仅是中国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领导人,而且他的持久的影响远远越出他的国界。”“为了人民的利益,他能够把理想转变为现实”。“作为毛泽东主席的一个战友,他在长征中和后来的国家建设中发挥了不平凡的作用”。
萨利姆说:“我认为,作为理事国的代表,我们同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共同感受到损失。”他在发言中代表安理会成员国要求中国代表在这悲痛的时刻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转达他们的深切哀悼。
这时,安理会各成员国代表起立默哀一分钟,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发言中说,周恩来总理的逝世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全世界都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他说:“周恩来总理在发展自己国家的事业中和在中国同国际社会的关系中都起了历史性的作用。他是一位卓越的和受到人民爱戴的领导人。”
巴基斯坦代表阿洪德说,周恩来总理为建立中国人民和巴基斯坦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作出了贡献。周恩来总理的逝世使巴基斯坦失去了一位朋友。
法国、意大利、利比亚等国的代表在发言中也表示,他们的代表团对周恩来总理的逝世表示哀悼。
中国代表黄华在安理会上对各国代表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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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共产党总书记米雅尔的唁函

第6版()
专栏:

波兰共产党总书记米雅尔的唁函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讯 波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卡齐米日·米雅尔写信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对周恩来同志逝世表示哀悼。
唁函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遭受了沉痛的损失,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杰出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主席最亲密的一位战友,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社会主义建设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整个时期所制定的党的政治总路线的有才干的和始终不渝的执行者,与世长辞了。
唁函说,周恩来同志是一位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和国务活动家。他的创造性的思想和工作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党内和政府内,在中国以及在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中,都是显著的。当代最杰出的人物之一,伟大人民的伟大儿子,与我们永别了。他在自己整个一生中,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纯洁性,捍卫了毛主席的思想和政策,为党,为人民,为中国和全世界的革命和社会主义服务。
周恩来同志在自己的一生中,原则性地捍卫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反对来自右倾机会主义和“左”的方面的进攻,反对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叛徒王明、刘少奇和林彪,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团结和中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性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周恩来同志是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人,是受到帝国主义特别是两霸奴役、压迫和剥削的各民族以及争取自己的社会和民族解放的各民族和人民的非常热情的捍卫者。他赢得了整个进步人类的巨大尊敬和爱戴。
周恩来同志一生的事业是伟大的、全面的和持久的。不仅伟大中国人民的后代,而且争取进步和革命、争取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在中国和全世界彻底胜利的所有人民的后代,都将从他身上吸取斗争的教益。
唁函最后说,周恩来同志到过波兰,并且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关怀波兰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他作为正在为反对本国资产阶级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占领、为争取自由和独立、争取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波兰的胜利而斗争的波兰劳动人民的伟大朋友,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今天,波兰革命者和波兰全体劳动人民同伟大的中国人民一道,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周恩来同志的逝世深感悲痛。他的工作和斗争的事业,将鼓舞我们今后的革命活动。杰出的革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中国社会主义的伟大建设者、被剥削和被压迫民族的朋友周恩来同志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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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十月同盟(马列)主席克朗斯基唁电

第6版()
专栏:

美国十月同盟(马列)主席克朗斯基唁电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毛泽东:
我们怀着沉痛的心情获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同志逝世。我们与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起悼念周恩来同志的去世。他体现了共产主义的精神,他的政治远见和共产党人的坚定性,在世界许多地方,在从中国革命早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民族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直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漫长革命工作岁月中,多次得到了证明。周恩来同志在反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作出了英雄的贡献,为此,他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他不仅是中国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的杰出战士,他也是站在国际反对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前列,并且是世界人民反帝团结的一贯的倡导者。
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带病坚持工作的献身精神,使我们深受鼓舞。我们决心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他为之奋斗的目标而加倍努力。我们谨对这一巨大损失向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体中国人民表示最深切的哀悼。
周恩来同志的革命精神将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中永垂不朽。
美国十月同盟(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席
迈克尔·克朗斯基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于美国芝加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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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马列主义共产党人组织全国书记奥斯瓦尔多·贝契的唁函

第6版()
专栏:

意大利马列主义共产党人组织全国书记奥斯瓦尔多·贝契的唁函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讯 意大利马列主义共产党人组织全国书记奥斯瓦尔多·贝契致函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周恩来同志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
唁函说:“我们沉痛地获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同志逝世的消息。周恩来同志是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他执行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革命,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唁函说:“周恩来同志的逝世,不仅是中国党和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各国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巨大损失。他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中,出色地执行了毛泽东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唁函说:“周恩来同志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献给了革命和共产主义事业,用自己的一生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将教育、鼓舞和鞭策全世界马列主义者最紧密地团结起来,加强广泛的世界反帝统一战线,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为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而斗争。两个超级大国是新的世界大战危险的根源,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处于攻势,怀着称霸全球的野心,已成为世界大战危险的主要策源地。”
唁函最后说:“意大利马列主义共产党人组织对周恩来同志的逝世,谨向兄弟的中国党、中国人民和逝世者的家属表达意大利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悲痛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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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重申 维护非洲团结 反对外国干涉 促成安哥拉和解 非统组织国家首脑会议宣布休会,要求继续密切注视安哥拉问题

第6版()
专栏:

许多非洲国家领导人重申
维护非洲团结 反对外国干涉 促成安哥拉和解
非统组织国家首脑会议宣布休会,要求继续密切注视安哥拉问题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三日电 关于安哥拉局势的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特别会议一月十三日上午宣布休会。
会后,非洲统一组织发言人奥努发表新闻公报说:“出席会议的(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日至十三日对安哥拉问题进行认真考虑之后,决定这次最高级会议休会,并要求第十二届(本届)首脑会议执行局继续密切注视安哥拉问题。”
会议于一月十日开幕后即转入秘密会议。
据报道,会议期间,许多非洲国家的首脑或他们的代表在会上发表讲话,强烈谴责外国干涉安哥拉内政,呼吁安哥拉三个解放组织停止内战,实现和解,建立民族团结政府。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讯 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重申要维护非洲团结,让安哥拉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一月十三日在卢萨卡说,非洲不应当允许外国在安哥拉试验军事装备。他指出,承认某一派为安哥拉的合法政府不会解决任何问题,相反,战争将继续,血将流得更多。他说,如果非洲领导人坚持非洲团结的原则,就会找到解决的办法。
博茨瓦纳总统卡马十三日在卢萨卡发表谈话时谴责对安哥拉的一切外国干涉。他说:“我们要求撤出安哥拉的不仅是南非,而且还有所有其他正在试验他们杀害安哥拉人生命的武器的人。”
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主席特费里·本蒂十三日在亚的斯亚贝巴说,尽管非洲统一组织首脑特别会议没有就安哥拉局势作出决议,会议还是成功的。“事实上,我们已经就安哥拉问题的许多方面达成了协议”。
冈比亚总统贾瓦拉十三日在达喀尔说:“我们本来希望在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之间能够达成协议,以便通过一个要求撤出南非侵略部队并撤出古巴部队和苏联的战争物资及人员的文件,从而结束安哥拉人民的苦难。”
他接着说,冈比亚保持承认安哥拉所有三个解放组织的立场,因此将不承认任何一个单方面的政府。他表示希望三个解放组织组成一个民族团结政府,并且让安哥拉人民选择自己的命运。
多哥总统埃亚德马十二日晚在洛美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说:“受卑鄙的私利驱使的外国列强对非洲的干涉,有可能把安哥拉变成对立集团间进行较量的主要场所”。他呼吁安哥拉各解放组织团结起来,以建设这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国家。
肯尼亚副总统莫伊十三日在内罗毕说,安哥拉问题必须解决。他指出,非洲统一组织的愿望是让安哥拉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非洲人民不应屈服于外国势力。
扎伊尔外交国务委员布拉十三日在亚的斯亚贝巴说,这次非洲最高级会议是“理智与尊严的一个胜利”,因为非洲统一组织顶住了“苏联的大规模宣传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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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副总统和西德外长重申反对外国干涉安哥拉 安哥拉问题应由非洲国家帮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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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埃及副总统和西德外长重申反对外国干涉安哥拉
安哥拉问题应由非洲国家帮助解决
新华社开罗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电据开罗报纸报道,埃及副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一月十三日宣布,埃及对安哥拉形势的政策是赞成不结盟和不要任何种类、任何形式的干涉,安哥拉人应该团结自己的队伍,决定自己的未来和命运。
穆巴拉克副总统是在率领埃及代表团出席了关于安哥拉局势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特别会议后离开亚的斯亚贝巴时说这番话的。他强调埃及反对分裂安哥拉人民,并强烈谴责南非的军事干涉。
他说:“我们作出一切努力维护非洲统一组织的团结。我们要求在非洲的范围内解决安哥拉问题。我们反对安哥拉问题的国际化。”他说:“根据不结盟原则,我们呼吁我们的非洲兄弟警惕与一国结盟反对另一国,并提醒他们,结盟将使我们大陆的争斗进一步加剧。”
新华社波恩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电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外交部长根舍最近多次发表声明和谈话,反对外国干涉安哥拉内部事务。
一月十二日,西德外交部发表了根舍外长的一项声明。声明说:“联邦政府认为安哥拉问题是一个非洲内部事务问题,这个问题首先应该由安哥拉人民自己、并且在非洲统一组织范围内的非洲国家的帮助下加以解决。联邦政府希望非洲统一组织会议将导致立即停火,制止不管来自任何方面的军事干涉,并为安哥拉人民能够作为非洲人民大家庭的成员自由地决定自己的命运铺平道路。”
在此以前,根舍一月十日在波恩发表的讲话和十一日对德意志电台记者的谈话中,都明确表示,西德政府反对外国对安哥拉的军事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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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报》的谎言自我戳穿 苏又派军事人员干涉安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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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报》的谎言自我戳穿
苏又派军事人员干涉安哥拉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讯 继一月七日两艘苏联军舰驶向安哥拉海面之后,据外国通讯社发自安哥拉的消息说,一月九日,又有一艘苏联船只把五百名苏联军事人员运抵安哥拉首都罗安达。
消息说,这就使直接参与安哥拉内战、屠杀安哥拉人民的苏联军事人员达到了九百人。
苏联对安哥拉武装干涉的悍然升级再一次证明,苏联《真理报》最近宣扬的苏联“主张停止外国对安哥拉的武装干涉”完全是欺骗非洲人民和世界舆论的无耻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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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顶住压力 苏联外长碰壁 三木首相强调应归还北方领土,欧安会的亚洲版行不通

第6版()
专栏:

日本顶住压力 苏联外长碰壁
三木首相强调应归还北方领土,欧安会的亚洲版行不通
新华社东京一九七六年一月十四日电 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一月九日至十三日访问日本,同日本首相三木武夫和外相宫泽喜一等举行了一系列会谈。
克里姆林宫出于争霸的野心,本想通过这次苏日会谈,迫使日本撇开归还北方领土的要求,先签订苏日“睦邻合作条约”,以便把日本纳入“亚安体系”。但十四日凌晨发表的日苏联合公报表明,苏联的这一企图未能得逞。
据报道,这次日苏会谈,一开始就在归还日本北方领土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形成尖锐的对立。宫泽外相在会谈中重申齿舞、色丹、国后、择捉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要求苏联一揽子归还日本,并以此为前提,缔结日苏和约。葛罗米柯不仅不正面接触这个问题,反而重弹所谓对边界要“现实地加以处理”和在领土问题上“日苏双方立场不同”等滥调,拒绝把北方四岛归还日本。
十二日葛罗米柯会见三木首相。三木重申了日本的立场。他说:“解决了北方领土问题,再缔结日苏和约”;并且说,“展望日苏将来的友好关系时,领土是最大的问题”。葛罗米柯在会谈中竟然蛮横地拒不答复三木首相就北方领土提出的追问,说什么“关于这个问题,话已经说完了”。
从双方发表的联合公报看,日本方面在苏联的压力面前没有后退。公报重申,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尚未解决的问题,今后要“继续会谈”。三木首相十三日在外国记者俱乐部发表谈话时,也再次强调只要不归还北方四岛,就不缔结日苏和约。
据报道,会谈中,葛罗米柯兜售“亚安体系”也碰了壁。会谈的第一天,葛罗米柯即迫不及待地抛出了曾经多次被日本拒绝的“日苏睦邻合作条约”,说什么缔结这项“睦邻合作条约,应当优先于缔结日苏和约”。而日本方面则强调应先解决领土问题和缔结和约。《读卖新闻》早先指出,这个所谓“睦邻合作条约”就是“亚安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苏联的企图是用这项双边条约把日本套进“亚安体系”。但葛罗米柯还不死心,他在会见三木首相时又提出了“亚安体系和睦邻合作条约”问题。据共同社报道,三木首相向葛罗米柯明确表示,日本拒绝接受“日苏睦邻合作条约”和“亚安体系”。三木首相说:“缔结日苏和约才是先决条件。”他还说:“欧安会的亚洲版是行不通的。”
共同社还说,葛罗米柯在会谈中曾邀请三木首相访苏。三木首相回答说:在他访苏之前,“要先解决北方领土问题和缔结日苏和约。”
据报道,在苏日双方起草公报的过程中,苏方曾千方百计地要把关于“亚安体系”和双方缔结“日苏睦邻合作条约”的词句塞进公报里,但未能得逞。
葛罗米柯在会谈中还露骨地干涉日本内政,再次暴露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嘴脸。据共同社报道,葛罗米柯同三木首相会谈时竟然威胁说,如果日本缔结写有反霸权条款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苏联“就要重新考虑日苏关系”。三木首相对葛罗米柯说:“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是日中两国之间的问题,与苏联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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